书摘：长乐路
作者： [美] 史明智
2024-12-15 11:51:44
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他们的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下了。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有时能从那些紧闭的大门缝隙中瞥见几栋破败的欧式房子，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过的那些风起云涌，而一切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无情地裹挟而去。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2024-12-15 11:54:25
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将租界视为外国侵略的屈辱象征。然而，1921年，时年二十八岁的毛泽东正是在法租界深处的一家女子寄宿学校里秘密会面了其他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并在那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之所以选址于此，正是看重它伸出的庇护之手。控制城市非租界部分的中国当局不太可能在这里搜寻、逮捕和审判他们；若非如此，中国发展的历史也许将被永远改写。
2024-12-15 16:22:26
生存是道路的法则，那些个头最大、最横冲直撞的车辆往往能获得优先通行权。城市公交车位于这条食物链的顶端。绝对的体积优势使得汽车和摩托车司机对它又敬又畏，纷纷靠边为这庞然大物让道，完全出于一种类似在狂暴发怒的大象面前猛然向外跃起的生存本能。自行车车主为求自保，只能被迫往马路牙子或人行道上挪移；一些骑行者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便穿梭于行人间，生生在人行道上杀出一条路来。
2024-12-16 18:05:47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是个愚蠢的农民，”赵女士对我说，“我不知道存钱是什么概念。如果赚1000元，我就会一分不剩地全用来买衣服。直到我遇到了我的老师，他改变了我的生活。”老师最重要的教导，赵女士说，是永远不要依赖男人。
“他告诉我：‘你必须变得独立，掌握一些技能，达到经济独立。’”她说。
2024-12-17 13:42:40
“等我丈夫退休，再给大阳找个媳妇儿，我得好好休息一下。在这个小屋子里我待了十五年。我从来没旅行过，甚至没有出门下过馆子。有时候我都怀疑，究竟能不能等到为自己而活的那天。”
中国的母亲们心中反复思量着这个问题，而答案永远只有一个：不行。她们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多以相夫教子、敬老爱幼为首要职责。为自己而活，被认为是自私的表现。
2024-12-17 22:30:16
不过赵女士已经摆脱了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她把丈夫留在老家。她自己做生意赚钱。她掌控自己的人生。现在，她觉得自己对孩子们负有责任，她无时无刻不为他们操心，也为他们的孩子操心。
“等我的大儿子结婚后，我就得负责照顾他的小孩了，对吧？”她问，“中国人就是什么都放不下。我们总在为别人、为下一代而活，无休无止。这很蠢，不是吗？”
2024-12-22 09:23:11
傅姨从小到大都在忍饥受饿。
她于1949年出生。她家在四川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农村，靠着西藏。她读小学三年级时，“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她们家的村子被划成十个集体农社。家家户户都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当地人的自耕地被充公后，重新分配给了几个五百多人的生产大队。对于那些习惯于在山坡地形上开垦耕种私田的村民而言，集体劳作并不那么自然。
更糟的是，村里几乎需要向政府上缴所有收成。不到一年，村子就陷入了粮食短缺的窘境。
傅姨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垫饥的东西。不上学的时候，她整日整夜在山里寻找野菜。春天的花季期，她摘树上的花来吃。下方河谷处，有船只停靠在粮仓边上。她学会了原地等待，等待那些在前往仓库的运输途中粗心地割破小麦袋子的拖拉机。傅姨和她的兄弟姐妹会拿着扫帚一路尾随，把散在地上的麦粒扫起来做晚饭。
九岁时，她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村里的农民当时参加了镇里的一个大会，大会期望每个人都对集体主义歌颂一番。但她的父亲，这个固执、耿直的农民，却吐露了心里真实的想法。
“他跟领导说，需要更多的食物。人们都养不活自己了。他们太虚弱，没法再为集体主义出力。”傅姨说。
村民们很尊重傅姨的父亲，但他们不敢公开赞同他的说法。“他为农民们强出头，他们却反过来指责他仇恨共产主义。”
她父亲的名字出现在“阶级敌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名单上，张贴在公共食堂。村里开会时，他被迫坐在那类人中间。每天早上，村里的扩音喇叭扯着嗓子宣布一天的工作安排，而他总是被贬到最糟糕的分组，不是好几班连轴转，就是和旧社会的地主及其他“人民公敌”一同倒夜班。
最后，因为过大的工作量和过少的食物，他在田里倒下，去世时三十七岁。
2024-12-22 10:28:20
长乐路682弄。现在我对这条路上的很多弄堂都已轻车熟路。我意识到那天早些时候，曾从那条小弄堂经过，回来的时候还是龙年。
由于过年，一切都归于平静，外地人都离开上海回老家去了。平日里，近半个城市的居民都来自别处，假期便成了上海被交还到上海人手中的少有时刻。我坐在路边，只有一个人出现在视野之内：名叫张乃孙（音译）的老乞丐。
平日里他行乞的地点恐怕是全上海地名中最有福的：长乐路和富民路的交叉路口。
“新年好。”我对张说，在他杯子里放了张百元大钞。
“新年好，恭喜发财。”他本分地回复我。
张在这个街角待了好些年。我老是看到他，以至于开始慢慢忽视他的存在。在一些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当步道上的汹涌人潮猛然把我往他的地盘推挤时，我会从兜里翻找出几个硬币，投到杯子里。他始终彬彬有礼，低头表示感谢。他通常穿一件解放军的绿色上装，围紫色围巾，海蓝色的长裤扎在靴子里。一般情况下，他都坐在一个黑色的垃圾袋上，膝盖边放着一个用来乞讨的白色塑料容器。他的头发如银色瀑布般倾泻而下，披散在后背中部，总有几缕在汽车开过后随着扬起的急风起舞。隔着距离，他看上去就像个老女人，走近后才能看到他稀疏的雪白胡须。他拥有一双冷静、耐心的眼睛，仿佛全世界的时间都是他的——他是上海为数不多的无需匆忙赶路的灵魂之一。对于张而言，时间是别人的金钱。
他精心挑选了这个地点。长乐路是上海两个区的交界，马路以南是徐汇区，以北是静安区。这条马路坑坑洼洼，大洞小洞无人管，恰是两边政府推脱懒政的结果。张恰好利用了这一监管上的漏洞。每当徐汇区的城管人员威胁若再行乞就把他赶走时，他只需信步穿过马路，便能在他们管辖范围以外的静安区继续他的乞讨。
新年这一天，我们坐在徐汇这边。我坐在他身边，他似乎一点都不意外，似乎早就预计了我的到来。太阳低低地挂在西面大楼上，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大街。我坐在上风口，免得被他的长发蒙了眼。
“你家里人呢？”我问。
“我老婆在河南农村种地，儿子孙子们都在广东工作，”他说，“我有十二年没和他们一块儿过年了。”
他的老家距离上海约八百公里。他往后靠了靠，把手肘搁在三盒橘子（邻里乡亲的假日馈赠）上，笑了。“对于我这么个孤老头子，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他说。
张说，除了在城市另一头一间楼梯间的房租和每日的餐食开销，他在这个街角乞讨，每月能挣100多美元。这很可能超过了他在老家工作所能挣到的工资。张在周口市附近长大，周口市是中国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后人认为，古代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就在那里出生。张的一头飘逸白发和稀疏胡须恰恰符合人们脑海中的老哲人形象。
张今年在上海独居了一段时间。夏天，为了躲开城市闷热多雨的天气，他回到河南老家。因而他和圣贤之间又多了一处相似：不管张本人是否意识到，他所践行的正是古老的道家思想：为无为(1)。如今，在我面前的这位像老子一样来自周口的长发隐士，在中国最重要的节日里，孤独地流浪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街头，乞讨着一点点零钱。
“你肯定很想念家里人。”我说，话从嘴里蹦出后才意识到自己触碰了一个多么敏感的话题。
“不，我不想他们，”他实事求是，“我太老了，就快死了！想他们还有什么用？”
每年，张的三个儿子都会敦促他回家过年，但他总觉得回去见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亲戚是桩大麻烦。“我的孙子们都特调皮捣蛋，媳妇们看到了也只是训两句。换是我，怒起来说不定就要扇那些臭小子几个耳光，”他对我说，“那场面就不太好看了。所以，干吗要回家呢？”
他也承认，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家里吃的不够。“根据传统，老一辈得先吃，”他说，“我在的话，儿子们就不会让他们的小孩多吃。扪心自问，我看不得这样。”
再说，他补充道，他也不想错过上海的小气鬼们一年到头最慷慨大方的时刻。
我推测，张在返乡的日子选择自我放逐还有其他原因。但天色渐暗，远处烟花爆竹的燃放声频频打断了我们的交谈。
我起身，祝他新年快乐。
他回了礼，随后把他的东西塞进一个便携式双轮小推车，载着三盒橘子沿着长乐路前行。他穿过寄出那盒信的弄堂，天空中砰然炸开的烟火染亮了他的前路。
2024-12-22 10:46:32
2013年，我找到了王明的狱友魏谢中（音译）教授，他因企图游泳偷渡香港而被判处五年劳改，后来又因为擅自保存在劳改农场里记录的秘密日记再次获刑十年。
2024-12-22 10:38:30
“我们生在了错误的年代。”魏教授说。
在南京一个春天的灼热下午，我对魏教授讲述了他的德令哈狱友的故事。
“听上去，王明是个天生的资本家，”他说，“要是在今天的中国，他或许能一夜暴富，但他被困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我们都是。”
魏教授重重地叹了口气：“没办法。”这是中国人在一声长叹后最常用的句子。
2024-12-22 13:42:08
亨利觉得中国大部分地区确实鲜有真正的个人主义，他同意老板的观点；但在这个国家最富庶的城市里，事物正在迅速改变。他把这些问题归因于经济。在他看来，不是中国文化抑制了真正的个体性和反叛意识的产生，更多是由于金钱和机会的匮乏。
2024-12-22 13:46:37
当第一个创业想法宣告失败后，他步上了大部分中国创业者的后尘：广撒网，希望能在某些方面有所收获。在大街上，我注意到冯叔的电磁煎锅里，油炸小吃的品种不断增加。当鲜花销售量下降时，赵士玲开展了预售电话卡的副业。离CK餐厅不到一个街区的距离有家柯达冲印小店，店里出售形形色色的真丝睡衣，却好多年没有冲印过一卷胶卷了。在上海这种地方，消费潮流如东海上汹涌而来的台风，一个好的生意人懂得即时根据风向做出调整。
2024-12-22 13:47:12
CK的一些改变受到了他一次韩国之行的启发。“韩国人在意一个地方给人的观感，在意建造和设计的过程。”他说。大到首尔的建筑，小到地铁的扶手，所有的细节都让他惊叹。“那些扶手不像中国的看起来笨手笨脚，还贴着电信公司的塑料广告。它们都是钢制的，圆形，握着手感特别好，五颜六色的，有橙色、黄色、红色、棕色。”
“我去韩国前，总以为那儿的人全是整容脸，大家一心一意只关注自己的容貌，”CK评论道，“我错了。他们一点儿都不假，很有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体制完全不同。”
2024-12-22 13:48:04
韩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并非完全透明，十三亿中国人当然也不是都在庸庸碌碌地混日子，但CK当时倦怠而愤怒，听起来是在抱怨。“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他一口咬定，“缺了两堂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的课：创造力和爱人的能力。如果富有创造力，你会开始质疑、提问，会对事物有更深的想法。我们呢，我们的想法都很肤浅，流于表面，没法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我们从学校毕业，自私，不懂得爱人，只在乎自己。我们都一样，自私而又肤浅。”
2024-12-22 14:02:39
那段时间，伟奇的母亲一次次踏上往返北京的上访之旅，而他则一个人留在政府安置的小公寓里，独自过夜，做饭，早上自己起床去上学。爷爷奶奶对他母亲的固执非常生气，怪她把伟奇一个人留在家里，但伟奇从来不曾为此而沮丧。“多数时候我都站在她那一边，最要紧的原因是我认为她做得对，”伟奇对我说，“我觉得这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追求。它成为了她人生的任务、唯一的目标，甚至是宗教般的信仰。如果我阻止她，或者对她所做的提出异议，她会完全感到迷失，也会非常非常悲伤。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如果我不支持她，我无法想象这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打击。”
2024-12-22 14:36:08
“中央电视台今年的春晚实在糟透了，”傅姨对着电视上一出功夫表演大声抱怨道，“史上最差。”
边包饺子边看春晚，是数亿中国人欢度除夕的传统节目，春晚的收视率比“超级碗”(1)更高，但今年这台节目早已争议四起。中国摇滚歌手崔健受邀在晚会上表演，但当有关部门得知他只愿意演唱《一无所有》时，撤回了对他的演出邀请。
2024-12-22 15:42:06
伟奇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所有权问题。他的父亲为此丧生，他的母亲为此终生抗争，而他则在美国最好的大学花费数年研究所有权对于资本流动的影响。最终，他得出结论，认为政府对于个人财产是否尊重，将决定它最终的成败。“当政府表现出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它就有机会构建富有、强大、不必为个人安危担惊受怕的群体，”伟奇解释道，“一段时间后，这些群体将变得更理性，他们将在制定新规则的过程中学会相互妥协，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2024-12-22 15:47:38
王雪松似乎深受纽约精神的鼓舞。“你认为人类将走向怎样的治理模式？”我问他。“我的一些朋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加有效，”王雪松对我说，“不需要拖泥带水。一个人就能决定，不必因为和反对党打口水仗而浪费时间。”
王雪松停顿片刻，谈了对这一问题的更多看法。“但是，如果决策者不善，或者没有足够治理国家的知识，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那我们都完了。”他说。
2024-12-22 15:49:10
他和他妻子是通过相亲认识的，是王雪松的一个朋友介绍的。经过几个月的线上聊天，他飞到广东南部和她见面。几天后，两人在她家乡结婚。她是个三十八岁的农村妇女，离过婚。“比我足足小了十九岁，”他笑着说，“她正在申请美国签证。”
“她会说英语吗？”
“不太会说，”王雪松说，“她可以先在这儿做护工。她说普通话和广东话，这对找工作有帮助。”在法拉盛，会说两种中国语言比会说英语有用。再说，王雪松的失业金和福利金足够他们俩生活。
2024-12-22 15:52:39
奶奶九十岁了。CK听她讲过她养尊处优的童年生活。奶奶生在银行家家庭，每天由司机专车接送，在私立女校上学。毕业后，奶奶嫁给了一位文学教授。1949年，她刚满二十五岁，全家不仅财产被充公，还被打为“地主阶级”。几年后，红卫兵又给他们家贴上了“反革命”的新标签。CK的爷爷年轻时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当时老家由国民党军队掌控，正和共产党军队交战。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红卫兵每天凌晨3点敲响爷爷家的门，盘问并威吓他。连续好几个月，爷爷夜不能寐，重压之下精神失常。
“当时没有办法对抗体制，”CK跟我说，“要么像有些人一样选择自杀，要么默默忍受。没有其他办法。所有人都被洗脑，所有人都在害怕。”
CK出生后，爷爷就搬了出去。他选择独自住在公寓楼下一个狭小难闻的房间里，独自忍受这一切。爷爷每天都会到他房间给他烧饭。“他的思维很不清楚，”CK告诉我，“身体一直在抖。他一直害怕会有人半夜敲门，将他带走。”
这让我想起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见到王雪松时，他跟我讲起的一些事。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常会在半夜突然坐起，一脸恐惧地坚持认为，有红卫兵在捶打他们位于纽约的公寓大门。他们要审讯我，母亲告诉儿子。
CK小心避免问及奶奶有关爷爷的事。正因怀着这份同情心，他年纪小小就常独自忍受痛苦。他曾尝试割腕，近在咫尺的奶奶在睡梦中对孙子的痛苦一无所知。
2024-12-22 16:01:58
张女士的笑容有些感伤。“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家烁烁会变成留守儿童，”她看着人行道，“他以后会跟他爸一样。两代留守儿童！哎呀！”
尽管嘴上这么说，但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自己也知道事情并不全然如此。烁烁至少不会像父亲当年那样被困在煤矿小镇。他可以住在奶奶买的那套宽敞的位于十七层的公寓：全实木地板，中产社区。他也不会因为误诊去读自闭症学校。烁烁将要就读的幼儿园离家只有几步路，是家很不错的幼儿园，上学放学都有家人接送。曾经要坐二十四小时卧铺大巴才能从上海回到枣庄，现在高铁只需短短三个小时。爸爸妈妈可以每隔一个周末就去看他。短短二十年，中国正在逐步转变成一个现代、发达的国家。那么，再过二十年，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赵女士说出了内心的疑惑。或许，中国会彻底取消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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