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记录我的一周分享，通常在周六发布。
西瓦 “更令人担心的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看清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教育的目的与升学率和考试分数无关，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收获人生的果实，教育的责任是挖掘人的潜力，教育的使命是提升人的尊严。”
heepst @heepst.bsky.social
Uh-oh.
There's a saying in the Baltic region - it's one of those dark jokes with at least a kernel of truth - that you don't need to start worrying until the Kremlin denies it.
（扶额.
波罗的海地区有句老话——既是黑色幽默又颇真实：“不用太早担心，除非克里姆林宫开始否认这件事”）
Shi De Sheng 人在疲惫的时候，什么事都做不成。精神和身体保持健康状态，才是一切的开始。
生命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认真记录，就是对生命最隆重的赞美。
归根结底人生有两条路：要么销售，要么创造。
不被爱只是不走运，而不会爱是种不幸。–阿尔贝·加缪《局外人》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发现自我，而在于塑造自我。这的确是两回事。
人们会忘记你说过的话，会忘记你做过的事，但永远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
“爱是这样一种状态：另一个人的幸福对你自己的幸福至关重要。” ― Robert A. Heinlein。
https://shidesheng.wordpress.com/2025/06/08/2025年5月/
Shi De Sheng
多夫·塞德曼：“相互依存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或是建立健康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共同发展，或是维持不健康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一起衰落。” 现在的世界是如此的对立，令人不寒而栗。
外语是通识教育的核心，远非“沟通工具”这么简单。外语可以帮我们理解另外一种文明，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并非唯一正确的，对文明冲突加剧的当下，尤其重要。 – 不能认同更多。我感受就很深。孩他妈，就是学外语的，生活中，孩子的教育上，我发现就和我有不一样的想法，更多的时候，我是认同的。
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去世，享年89岁。「我憎恶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狭隘的、短视的、排他的意识形态——或曰宗教——它缩小了心智视野，孕育着种族偏见，将偶然的出生地环境转化为至高无上的价值、道德乃至本体论的特权。民族主义和宗教一起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大屠杀，如两次世界大战，当前血腥的中东战争，等等。正是拜民族主义所赐，拉丁美洲变成了又一个巴尔干，被愚蠢的斗争和倾轧弄得腥风血雨、乌烟瘴气，将巨大的资源浪费于购买武器，而不是建造学校、图书馆和医院。」By略萨。
最近流水账，记录的有点少。主要是有点忙。“流水帐确实是低价值。它往往乏味，无聊，写起来轻松，只是不愿意再读。但是为什么还要记录，因为承认自己大部分时间的平庸和无聊，并主动记录下来，这种坦率本身就是意义。记流水帐，意味着接纳任何形状的自己。流水帐记得越多，越能发现平庸的循环都极其类似。平庸的源头可能来源于僵化的思想，又可能来自每一次都做出同样的选择。稍微反过来想想，你想要变得不平庸，只需要从源头调整一下，灵感就会像泉水一样出现在生活中。记流水帐给观察平庸提供了机会，也给成长留下了空间。”
在一个所有人都匆匆忙忙的世界里，想放慢节奏实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应该记住的是：凡是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慢慢做--做很久很久。
当谈到AI为何会缺失“数学直觉”，陶哲轩说：当前的AI模型主要学习的是已发表的、成功的数学论文。它们缺少了数学发现过程中最宝贵的数据——那些失败的尝试、走不通的死胡同、以及无数次试错和修正的过程。AI该去读个研究生，做作业、犯错、接受导师指点，才能真正成长。
你越去注意某个行为， 这个行为就越可能多次重现。所以， 朋友们啊， 别老是盯着错误和失败，甭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
注意力就象阳光一样，我们关注什么，什么就会生长，我们忽略什么， 什么就会枯萎。 －－《鲸鱼哲学》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历史学家揭开不平等条约的另一个真实面孔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做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早已声明他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因为这部《使西纪程》和其他言论，曾使官至兵部左倚郎的郭嵩焘，死后不但未能被按照常规而予以立传赐谥，而且数十年后还有人要戮其尸、践其骨，这是郭嵩焘的悲剧，也是他的荣耀。
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据其所见所闻，而申言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指出西洋富国强盛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政治制度）；而因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故国运长久。这些言论，如前所述，是一般士大夫们所不能接受的。同时，因为这些言论有其现实的依据，所以也彻底打破了所谓天朝帝国尽善尽美的欺人之谈，更让愚昧的士大夫们切齿，遂断定 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其实，郭嵩焘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只不过是希望中国能以西洋为鉴而改变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 面。然而，郭嵩焘的真活却确实多触忌讳。
其一，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巴力门”（按：Parliament，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按：Mayor，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因此西洋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按：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而西洋人视中国，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认为中国的政教（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优于西洋（夷狄）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而郭满焘却如是说，怎能不让人怀疑他“有二心于英国”，而居心叵测呢？
其二，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郭氏在听禧在明（W•Hillcer）谈到英人在澳洲、印度开发的情形后，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说的就更明白：“非民主之国，则势有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主兼主国政故也。”国人所谓明君贤相，其实是靠不住的，国家要强盛，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
其三，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强兵富国之术，尚学求艺之方。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但郭嵩焘却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而且西洋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所以想隔也隔不住，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
其四，西洋人才辈出，实赖其教育。郭嵩焘一到香港，便“周历学堂数处”，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这位在中国早有“学问文章，世之凤麟”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不通外文，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多培养一些“不为虚文”的人才。但中国虽将“师”看成是仅在天、地、君、亲之下的人物，却既不重“师”，而教育更是专以“时文（按：八股文）小楷”为务。这样一来，不但赶不上西洋，连东洋倭人都不如。
其五，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地之义，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或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郭嵩焘 出使英伦，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而又敢倡种种异论，《使西纪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使西纪程》毁板之后，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历数郭氏“三大罪”，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贤明”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只得奏请销差，时为1878年5月6日，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伦敦回国。
回国之后，郭嵩焘即称病乞休，返归故里。抵长沙时，据其当天日记，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而士绅们张贴布告，说他勾通洋人。然而，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谈论洋务，他坚信：“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然而，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也没有人愿意听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在“白头萧索倚闲阶”的凄凉晚景中，他吟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生年不及汉明章”了吧。
-- 陆玉林 1993年11月
并不是每个人的话都“值得”听。这么说并不是说应该偏听偏信。而是提醒我们别因为说话的人戴着“领导”“老大”“专家”的帽子，就盲目采信他未经思考，脱口而出的话。想一想，是否理性，思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好礼物，但我们却常常懒得思考，把它扔在一边，冷落它。
于不疑处存疑，勤思考，不轻信。
转贴给面临生活选择的朋友：我鄙视那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浪费生命。我为自己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而骄傲，你们可以认为我错，我会用实力证明给你们看， 也证明给自己看。我不想重复你们的生活，路既然由我走，那就要由我选择。
2505 是的！我小时候住的房子筒子楼，一家三口住在超级超级小的一个开间，但我妈总是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变换家具位置，有种搬进新家的感觉，感觉她简直是超人。
有人说我对环境过于不敏感，虽然说的都是真话，但不看环境。咳，真是误会，这正是我努力的结果。真话伤人，可处处考虑不伤人，人该怎么才能进步。
在希腊神话中，夜空中那光芒四射的光带，是赫拉乳房喷射的乳汁。西方人把银河叫做奶汁路（Milky Way），其来源正在于此。——摘自《宇宙》
茅于轼：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 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塞内加认为，促使我们发怒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和他过分乐观（乐观到危险的境地）。并非每一件得不到的东西都使我们怒不可遏，是那些我们认为有权得到却没得到的东西让我们发怒。
我们集中精力去做的事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显出效果。
砍砍 地铁沉思：vibe coding 需要花 llm 百倍的时间才能跟上他的思路，实际上是很累的。一天 vibe 三小时基本上脑细胞就耗尽了。（有同感！）